文／葉宇軒 圖／截自TOMS網站
回頭再來看看本文最初的提問：非洲人到底為什麼非穿鞋不可啊？
TOMS的「我買你送」人盡皆知，但是到底為什麼要送鞋呢？在該公司的網站裡並沒有寫得特別清楚（彷彿僅是因為「有人沒鞋穿」我們就理所當然的應該替他找雙鞋來穿？），點開臉書專頁「關於」的「詳細說明」裡面，才有簡短的解釋：
……Blake Mycoskie前往阿根廷的旅行，他發現很多當地人，尤其是小朋友，需要步行數英里尋找清潔水源或上學，卻沒有鞋子保護雙腳，很多人因此患上皮膚疾病。
該品牌創辦人說，孩子們需要鞋穿。於是，「鞋子」基於一種「文明世界」的「同情」，被一雙又一雙的送入那些地方。但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他，為何我們，可以這麼理所當然地以為，生而為人，就必須擁有一雙鞋子？解決皮膚疾病的辦法，就只能輸入一雙一雙鞋子，而非足夠的醫療援助？
一則報導台灣的高中生為非洲國家募舊鞋的新聞，開頭便指出：「難以想像現代還有人沒鞋子穿！」但在澎拜的同情心之外，曾幾何時我們問過這些「不穿鞋」的盤算──比如部分調查報告便指出，非洲人因天氣太熱，穿鞋不舒服而多選擇赤腳，其實未必與經濟考量有關。
於是，那些聽起來頭頭是道的「需要」，不免要被懷疑是自認「進步」的我們，自我中心的「想像」了。而當我們過度強調人道救助的迫在眉睫，便一再固化了多數人對於「第三世界」的刻板印象──就是那些「比我們落後的國家」，以至於無法有洞見的、持平的去認識那些形形色色的地方。
在當今社會單一的、「文明化」、「進步」的描繪中，一個「現代人」的生活，絕不可少一雙與自己地位和穿著風格相配的鞋子，但「鞋子」絕對不是生活的必需。回顧中國和台灣的社會生活史，我們可以知道，大多時候「鞋子」的穿或不穿、樣式、數量、新舊，其實是標誌了人的社會階級和「文明與否」的疆界──以衣著劃分彼此、割裂等第的方式，自古有之。
腳踏濕潤沃土工作的農夫顯然不能、也不需要穿一雙美麗合腳的鞋子，腳下厚厚的硬繭，忠實銘刻著構成他的生活樣態。直到全面工業化的社會改革開始，泥土路被改成夏季熱辣刺腳的柏油，農村拔地而起變成大廈，我們將不穿鞋的那群斥為落後、貶為不文明的恥辱，那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記憶，就在太匆忙的追趕中，看似不得不然的被無情拋下。如今已「文明化」的我們甚至反過來嫌棄那種生活的型態，要求那些「不標準的樣子」也必須一一歸順於世界一致的「現代」，豈不哀哉？
以前述募鞋計畫為例，由於非洲地區恙病嚴重，許多個人或組織募捐大量新舊鞋送往各國，可是「穿鞋以防範疾病」的說法，不但是一種以公共衛生為名，強行介入當地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暴力，甚至展現出一種人道主義的高度和道德姿態，也避重就輕了來自結構的不義──
我們究竟能不能說他們是因為無鞋可穿而喪命？
到底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是因為鑽入腳底的寄生蟲而喪命，還是由於「第一世界國家」長期的經濟掠奪，以及殖民時期各種錯誤、剝削政策的歷史遺緒，因醫療資源稀缺而喪命？（註）
所謂的第一世界國家，用各種藻飾的修辭和話術，強令全世界歸化其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之下，好比用穿著界定一套生活型態的標準，並且粗暴傲慢的推及全球，迴避此前所為種種不義的反身性思索。而庇蔭於文化強權之下的各個公司行號（比如TOMS），更以一種「人道主義」的姿態，將已毫無抵抗餘力的第三世界國家，做為其品牌形象的宣傳工具。
以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anon）的觀點而言，這些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仍受到第一世界國家高度宰制的群體，被永遠的當作無力的幼兒，彷彿只能被動地等待別人去拯救（而英雄往往又是宰制他們的第一世界國家），也永遠只能被視為「做慈善」的客體而已。
我們要關注的是，在「慈善消費」的過程當中，「第三世界國家」的主體性在哪裡？肯亞新聞專欄作家，拉斯那˙瓦拉（Rasna Warah）呼籲應反對援助：「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傾銷地。所有東西都被傾倒在了這裡。」我可以深刻感受到，這是多麼痛切悲憤的呼告。
保持彈性去認識不同的生活形態，和想像不同的可能未來，也時時留心無處不在的本位主義，才可能去解釋、進而解決關於不正義的問題。第三世界，不是那些「在我們之外的東西」，不是「我們」的殘餘──我們就是彼此的呼應，我們無時不刻，不在彼此召喚。
第三世界，那裡少的，從來不是一雙鞋。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大二學生、獨立媒體特約翻譯及記者）
（註）有人會質疑這樣的半\法緩不濟急，然而在我看來，大量捐助物資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揀選，加上多次轉運的時間成本，以及出於行政效率低落和政府部門功能不彰等第三世界國家常見人事問題，也不見得就可以比較及時的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