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Leo Brunvoll
文 / 吳易澄（精神科專科醫師）
失焦的討論現場
ADHD的治療爭議，浮上檯面上來了。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的爭論，其實有些失焦。首先，仍是在不同意見的陣營中，對於精神藥物的使用爭議。最近有些民意代表援引來路不明的說詞，認為藥物類似安非他命，恐有濫用風險，這點的確也是不當的說法，畢竟研究上，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ADHD的小孩有藥物的濫用。
這是個非常難談的議題，至少對我自己是這樣想的。也因此，任何一種對特有現象的化約的解釋，都有可能落入無止境的辯論之中。甚且，在檯面上看似對立的兩端（姑且這麼說，一端是強調診斷治療過頭，一端卻是強調堅持專業，並無過當問題），事實上，嚴格來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見分殊的光譜的。較可惜的是，在一波波的激辯之中，我們失去一些能夠理性討論現象，分析問題的空間。
風險社會與人的困境
我並非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專科醫師，但是臨床上，仍偶有接觸前來諮詢過動兒的家長。面對從教育現場上，被因著某種直觀的，反射性的判斷而轉介前來精神科詢問的現象，是存在的。「我的孩子其他科都表現不錯，但園長覺得他數學作業寫得很慢，因此建議我帶孩子來看是不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注意喔，家長說的是「園長」耶，是怎樣的系統，使的我們必須在孩子仍這麼小的時候，就必須面對如此嚴苛的「品管」？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難以承擔傷害的風險社會。看似理性、進步、科學的現代社會，便越難容忍某些可能在日常中發生的風暴。因此小孩的行為更受到一種「理性」的關懷。再加上，我們身處的後解嚴的社會，還並沒有真正擺脫高壓的、強調秩序的情緒與身體治理。在我居住的社區旁邊的小學，每天仍有廣播系統，要求各班級的同學如何配合校務行事。司令台的校園風景依舊。學生們必須整隊，有些學校仍有軍歌比賽。也別忘了，教官還沒退出校園。
這是一個難以用完整的論述來定義的社會。但我們大概可以說，這些現代的，後殖民的，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逼得許多人，無論大人或小孩，一一被逼到診療室來了。我所面對的病人，有許多都是長期失眠的個案，但是現有的勞動條件，把人們逼到失去自我重新生產的能力，卻只能依靠藥物來將自己的身體，規訓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裡，或是確保全天候機器正常運轉的生產線上。
還沒說完的是，除了小孩，還有老人。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治療指引，認可老人必須長期服用鎮靜安眠藥物與精神安定劑。但現實上，照顧者說：「老人家一直亂，不好顧，麻煩不要停藥。」「沒地方去，只好在家裡；天氣不好，又沒辦法出去曬太陽。」回到孩子們的討論。的確，這些被診斷為「過動」的孩子們，當然不可能因為多運動就好了。我們的生存世界，缺乏一種讓生養者、照顧者能夠更從容的機制。而這些，還仰賴跨領域的專家們細緻的設計，以及大量資源的投入。
被外包解決問題的醫療
源自於多種因素使得診斷與治療看似越來越多的現象，還真的不是單純的討論醫療的一端是不是「做過頭」了就罷。不過，那些提醒醫療的一端做過頭的聲音，似乎也不盡然，把問題一味導向醫療而已。也許有人會說，舉大人甚至老人的例子來談小孩，引喻失當，但我想這麼說應該不會偏離一種事實太遠，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把太多的問題解決的期待，外包到醫療的場域來；可是醫療端的資源，卻仍是少得可憐。我想，對必須處理繁重業務的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來說，必然也跟我每次門診總是花了大半時間勸病人減藥的心情一致的。
我總覺得，「過動」這個診斷名稱，取得並不好。因為「過」這個字，在中文裡，仍帶有一些道德上的判斷。也因此，這個疾病名稱，也許也成為一種污名的動員形式，而那些承受「過動」診斷的孩子們，也不一定能那樣順利地透過治療，擺脫污名。同樣的，如果只是說醫療那一端「過度」診斷與用藥，那麼，似乎也有點落入化約主義的可能。醫療上，我們常認為，透過治療讓藥物讓症狀改善，因此是一個去標籤化的過程，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疾病的身分，也是另一種需要長時間與之辨証、協商的標籤。這也便是，精神醫療的臨床實作上的困難之處。
避免咎責特定行動者的反省
如果扼要地分析現有的爭議，我想，也許站在批判一端的陣營，似乎仍在ADHD診斷的存在論上，仍無法嚴謹地拿捏；而這一不小心，也可能落入反精神醫學的論述，或是反精神醫學者的利用當中。而專業社群，似乎也尚未準備好回應那些也許不一定要定義為「過度治療」，卻是醫療被「不當期待」的現象。同樣的，站在批判立場的陣營也可能忽略了精神科的工作者平時難以向社會主動發聲的困境，事實上，關於謹慎診斷，小心用藥的提醒，必然也都存乎於臨床工作者的內部社群之中。正如我們一心想要去標籤化的臨床工作者所知，標籤是無所不在的，太過於化約不同立場的想法，也恐怕會讓對話更加地困難。
這場看似一發不可收拾的紛爭，究竟是否有解呢？至少我們看到的是，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的論述者，都無庸置疑地站在希望能為遇到困難的孩子與家長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上。也許是，看到的點不同，群體不同、利基不同，採取的意見與行動也會不大一樣。如果這些批判與反省的意見能夠作為合作的基礎，朝向爭取、整合資源的目標，似乎是更令人樂見的方向。
最近以來在精神醫學上的爭議，無論強制住院也好，或是ADHD的診斷與治療也好，都顯見了精神醫學在台灣社會中，逐漸顯露它作為一種尚未被充分理解與討論，乃至於理性辯論的公共性。如果，許多的討論能在避免忽視任何一方的聲音，並且肯任眾行動者皆有詮釋權的前提下來進行，辯透過適當的討論機制與平台來呈現，才不會讓討論都變成一件痛苦的事；同時，讓批判成為一種不特定咎責在特定一方的行動者，但又能動員所有行動者的反省，那麼（借用ADHD的藥名「利他能」），才足以讓「利他」成為可能。
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