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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牆倒了還有紅龍」 綠色小組與後輩的跨世代對談(下)

文/公庫記者黃怡菁

前情提要:綠色小組30週年,TIDF與報導者合辦講座,周二(4/26) 邀請兩世代的非主流媒體「綠色小組」與「公庫」對談,社運影像紀錄30年前與30年後的差異與趣事。綠色小組當年為了突破黨政軍把持的電視媒體(台視、中視、華視,俗稱老三台)對資訊的壟斷,決定拿起家用攝影機走上街頭,紀錄黨外運動與弱勢者遭受的種種壓迫,拷貝成錄影帶,將官方刻意封鎖的消息畫面放送至各地。30年後的今天,威權高牆隨著民主進程鬆動崩塌、傳播科技發達快速,社運影像紀錄者不再煩惱如何將真實的現場傳送到閱聽眾手中,而反抗的對象也不再只是當年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但人民心聲真的就穿進層層蛇籠、抵達當權者的耳裡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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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綠色小組成員傅島。左二: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

當今陳抗場合不論主流、非主流媒體及公民記者皆人手一機(攝影機),警察更不例外,常見機型是手掌大小的DV,若警察換上便衣,還會誤以為又有新夥伴加入公民記者的行列,但別以為警方錄影蒐證是近期才有的事,綠色小組主要成員王智章說,早在他的那個年代(解嚴時期),家用攝影機並不常見,街頭上放眼望去根本沒幾台,可是「情治單位動作很快耶!」林正杰「街頭狂飆」行動之後,就發現憲兵也有一組人,拿著和綠色小組一樣的攝影機在拍攝陳抗運動,由於四人一組,有時需要更高的拍攝角度,四人還會像疊羅漢一樣「疊起來拍。」

不過,當時軍警單位和運動群眾對峙得相當激烈,雙方壁壘分明,負責新聞攝影的憲兵根本不敢走入人群,「因為一定穩死ㄟ!」而綠色小組沒有記者證,也無從走入軍警盾牌的那一邊,雙方拍攝角度始終對立,面對群眾抗爭的詮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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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

三十年後的現在,多數陳抗現場相對溫和,人民與警察不再如此敵對,但媒體受到的限制有增無減。318太陽花運動,衍生的行政院佔領事件,媒體不只第一時間遭警方強制驅離,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也顯得若即若離。過去,綠色小組在街頭幾乎都能受到群眾認同、保護,但現今社會民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就實實在在反映於社運現場。

「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舉例,318太陽花抗爭時期,有些學生會以隱私為由要求攝影記者「不要拍、不要拍」,然而警方一旦強制驅離群眾,就會聽到「記者快拍、記者快拍」但拍攝與否吳逸驊認為應掌控在自己,因為「紀實」才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比較三十年前,白色恐怖陰影籠罩,「陳抗畫面會不會成了蒐證證據?進而害得群眾被羅織入罪?」反而成為綠色小組重要考量,例如鄭南榕自焚出殯當天,於總統府前自焚殉道的民進黨工詹益樺,1988年曾在520農民運動,拿著長棍敲打從立法院拆下來的匾額,像這樣的畫面當下就不會播映出去,直到後來重新整理影像才公諸於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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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小組主要成員王智章

 

「雖然前輩很努力把磚牆推倒了,但忽然發現後面還有一道磚牆。」–報導者攝影師吳逸驊
「沒有啦,後面是紅龍繩。」–
綠色小組王智章

談到現今的街頭紀錄困境,王智章再度展現幽默,卻也直白點出這一輩所遭遇的情景。「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都太乖了!」楊鵑如有感而發指出前輩的叛逆精神是當代媒體較為欠缺的一環。她舉例,柯文哲的北市府警察局,去年在集會遊行場合竟然設置了「媒體採訪區」,相當「有創意」,但往往這條紅繩是「自己封鎖了自己。」

像是日前南港瓶蓋園區保留議題,在某次採訪場合,非主流網媒第一時間就到場紀錄拍攝,卻遭員警勸阻必須退出建築工地、遠離陳抗者,此時員警還一邊拉起紅龍封鎖線設立「媒體採訪區」。正當非主流媒體力爭待在工地的同時,主流媒體也抵達現場,但被恫嚇進入建築工地是違法的情況下,記者們也就遵守了「秩序」,不敢輕易跨越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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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抗場合警方設立媒體採訪區,部分記者被封鎖線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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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記者楊鵑如

新聞產製、傳播方式、影像的穿透、影響力,三世代的街頭紀錄者,各有不同的經驗與看法。黨政軍已經退出媒體,台灣也歷經政黨兩次輪替,吳逸驊問王智章怎麼看待三十年後的今天?王智章回應,歷史就是前人一步一步、一代一代走下去,回頭看這些東西「你也可以用比較感傷的態度說,原來,民主和生活上,三十年後還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這就是一些人努力過來的。」「而以綠色小組的立場,假如現在還存在、還必須拍片的話,那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從來不是站在民進黨,我們還是站在一個弱勢這一邊,社運、人民這邊,基本上我們的本質是這樣。」

 

延伸閱讀:
「高牆倒了還有紅龍」 綠色小組與後輩的跨世代對談(上)
向綠色小組致敬!
綠色小組,人民的歷史

延伸影片:
TIDF影展  台灣切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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