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 外稿

陳景輝:高壓時代下再思劉曉波的獨白

圖 /ryanne lai

文 / 陳景輝

劉曉波逝世快將一周年,他的妻子劉霞仍被無理軟禁。這陣子,都在讀劉曉波,其中最令人啟發及震撼,是他1992年甫出獄不久寫就的六四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下稱《獨白》)。這是本反省性極強的作品,劉曉波對運動及自己也做出嚴厲批評,出版時受到很大的拒絕。然而,隨年月過去,不少人也同意,劉曉波最終以其一生的努力證明和落實了他一己的反思及信念,即使書中一些觀察和判斷或許有失苛刻,但從今天看來,作者自始至終所號召的自我反思精神卻是真誠的。

在這書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劉曉波對自我所進行的懺悔。懺悔既不同於回憶錄常見的從主觀上出發的自辯,或有關自身的事件重組(無疑這兩項元素也在本書存在),而是懷有罪感的劉曉波所進行的深入自我剖析,通過自我揭露,從而達至對自身信念及價值觀的深化、強化,以至修正。因而懺悔不是為坦白而坦白,更不止是「我口講我心」。

在《獨白》中,從參與八九運動前前後後,特別是他首次坐牢時寫了悔罪書,凡此都令他對自己感到非常不安。他發現自己在運動中有種種言行不一、三心兩意、自相矛盾,重點是內心潛藏着種種自欺、不誠,或「不知自己為何物」,正是劉曉波整部書懺悔的出發點。正如書中所寫:「真是一場六四,山風海雨攪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両。」

記得去年劉曉波逝世時,筆者跟身邊一些朋友搞了個小型讀書會。一些朋友無法理解《獨白》中對自我誠實的要求,認為作者對自身太苛刻,畢竟,政治運動在一般情况下所意味的,常是境遇性的見招拆招、隨機應變,因此與其追求誠實,不如保持靈活彈性,不要太道德化。

然而若回到《獨白》的脈絡,恰恰是六四屠城帶來了意料之外的血腥鎮壓及沉重的監禁刑罰(王軍濤和陳子明判監13年,以及更多無名者的重判);以及另一方面,從當時劉曉波自身背景出發,恐怕在1989年之前,他自己也沒想過會主動獻身一場如此悲壯的民主運動。這是由於他向來是獨行俠「單打一」的性情,因而跟以往如學潮般的群眾政治也保持距離。恰恰在這個充滿理想主義、言論環境愈見寬鬆,人們一心以為中國逐步邁向自由民主的1980年代,卻迎來了六四這一慘痛的轉折。劉曉波跟他的同代人,就此背負着沉重代價,他自己也因而踏上了一條徹底不同於既定規劃的人生路。

因而,劉曉波有關自身誠與不誠的拷問,正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轉彎處,即在他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約20個月的監禁,並在秦城寫下了違心的悔罪書之後。正如他所說,腐蝕良知的不僅是鮮花和掌聲,也包括高壓和恐懼。

想說,即使放在今天香港來看,我們也面對高壓和恐懼的時代轉折。很多人像「八九」的劉曉波,首次嘗到了「坐政治牢」的滋味。於是《獨白》中「真誠面對自己而不自欺」的這一要求,也變得無比合時宜。這除了關乎巨大後果和責任之外,也關乎未來的路——我們是否具備足夠走下去的意志。

政治的內和外

真誠與否,其實也不止是道德與否的問題,而是關乎另一個維度:政治的內在和外在。

記得以前讀書,說政治就是「建立敵我,抵抗外在的敵人」。在現實的政治中,人們衡量一個政治人物的言行的準則,就在於他所講所做是否成功瞄準敵人。以致在如此政治化的時代,一部原來不怎麼樣的電影或書,要是它受到中央喉舌大力抨擊,它也隨時成了我方必須捍衛且具有時代精神的重要之物。凡此種種說明了,政治的意義常常是從外部被賦予的。然而,真誠卻要求我們將目光轉向內部。恰恰我們必須顛倒那句時代的名言,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而是「我們選擇了時代」。因而,是否成為抗爭者、社會行動有什麼意義等問題,必須扎根於一個人內在的選擇和信念。但麻煩是當時代變得更高壓,恐懼叫我們更容易傾向將責任外判,部分人更是說了做了不敢認,只管醒目地見招拆招,於是,信念難以積累和深化。

「我們選擇了時代」

面對時代轉折處,劉曉波所建議的是更困難的道路,政治不單止關乎外在,更是關乎內在。在此引述他2008年10月入獄前的一段訪問作結:「一個不同政見的異見者不單要學會怎樣反抗,而且要學會怎麼去面對這種打壓,怎樣坐牢。一個異見者能平靜地、樂觀地面對這種處境,沒有值得炫耀,就像一個工人做好工,農民必須種好地,一個教師必須教好課一樣。你選擇了這個,這就是你選擇的一部分。」

這印證了他從《獨白》開始所提出的樸素而又十分重要的時代備忘——真誠的信念,也是他花一生的努力來打磨出來的自己。

【延伸閱讀】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病逝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168集:中國自由曙光的隕落 羅世宏談劉曉波的未竟之業
【投書】劉曉波逝世——中國獨裁政權的政治謀殺
劉曉波追思會 民團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霞、李明哲等人

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