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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會客室》第174集:移工逃跑中九槍 警方給不了的真相?!

曾筠涵 / 整理

8月31日,來自越南的移工阮國非,在新竹遭警方追捕的過程中,被開九槍導致死亡。影片傳出以後,大眾發現警方的說法與影片內容有落差,因此引起社會關注。

有人認為阮國非襲警、嘗試偷警車,而且是「逃跑外勞」,警方只是執行公務,有何不對?也有人指出,警方開九槍的行為已違反比例原則,同時也應該思考,這起事件背後的問題,為甚麼一個外籍勞工會逃跑?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專員莊舒晴,與我們細談這起事件的問題點,以及在問題背後,台灣政府與社會應如何改善?

事件發生後隔兩天,阿非(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就立刻從越南搭機來台,莊舒晴回憶當時去機場接機,看到阮國同全身上下只帶了一個紙箱,裡面裝的是要為兒子辦後事的文件、物品,至於自己的隨身行李,幾乎沒什麼準備,「看得出來他非常匆促地出門。」

莊舒晴描述,阮國同抵達台灣後,非常震驚又不知所措,因為原本好好的兒子到台灣工作,卻在接到一通電話後,得知兒子因為攻擊警察,遭開槍殺死,他的心情十分激動,一直無法接受事實。

抵達台灣後,TIWA成員立刻帶阮國同到靈堂,見兒子最後一面,同時,他也看到了兒子身上的傷口。另外,阿非的妹妹其實也在台灣,是大眾口中的「逃逸外勞」,事件發生後,她選擇自首,出面處理哥哥的後事。

從接到電話到見兒子最後一面,阮國同一直無法相信,兒子怎麼會偷車、襲警,甚至被警察懷疑吸毒,最後慘遭槍擊的命運,他希望可以知道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莊舒晴強調,不僅警察個人,甚至整個警政單位,都應出面說明,甚至提供資訊,還原事件現場。但阮國同曾到警察局詢問警察,TIWA也曾至警政署、行政院、監察院,甚至總統府,但至今,阮國同仍未得到較接近事實真相的資料或證據。警方的說法也總是「已進入偵查階段,資訊不公開,一切將交由司法處理。」

莊舒晴提到,若以現在看到的現場影片,阮國同與台灣的移工團體,是無法接受警方說法的。因為影片中,阿非已身中九槍,但警察還以警棍撥弄阿非,甚至說他仍持續攻擊警方,非常危險,所以無法在第一輛救護車抵達後,立即實施急救措施,而是在第一時間對現場的民防人員實施醫療措施。直到一、二十分鐘後,第二輛救護車抵達,才將阿非送到醫院。莊舒晴再次強調,警方「執行公權力」開九槍,有很大的問題。

無法自由轉換雇主 明知違法仍逃跑

「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不得不跑?」莊舒晴表示,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一定都知道若成為逃跑外勞,就需背負極大的風險,每天在路上都可能被查證件,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遣返,甚至可能在警察抓捕的過程中受傷。

那麼為何移工仍選擇冒著那麼大的風險?莊舒晴指出,這牽涉到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以阿飛為例,他在逃跑前,每月在工廠工作,實際領到的薪水只有台幣一萬多元,且還需背負非常龐大的仲介費貸款。這些金錢壓力,包含與仲介的不對等關係,都是迫使他變成逃跑外勞的原因。

莊舒晴表示,目前台灣移工制度「非常畸形」的是,禁止所有的藍領外籍勞工自由轉換雇主,許多雇主認為,好不容易取得外勞配額,要想辦法將外勞留在工作崗位上。且會使用許多嚴格的控制手段,例如沒收護照、拘留證及強迫儲蓄等,用較低的薪水為雇主賣命工作。

在不對待關係內,當勞資雙方不愉快,移工在工作現場受到剝削或不當對待,他們卻無法轉換工作,無法解決問題,此時,只能向外尋求更自由及勞動條件更好的工作。

監察院主動調查 盼還阮國非公道

莊舒晴說,最初,TIWA至警政署時,警方的回應十分強硬,他們認為阿非就是逃逸外勞,是罪犯,所以實行公權力完全沒問題。不僅員警個人、警察局,甚至警政署,都認為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直到後來,幾位監察院委員認為此案有問題與瑕疵,因此願意主動介入,開啟自動調查。因此,TIWA也至監察院,說明此案在執法上的問題點。另外,他們也至總統府,希望拉高此案的角度,但莊舒晴認為很可惜,因為總統府當時給的官方說法,只有「我們聽到了。」

他們於9月22日早上送阮國同搭機離台,而他在每次行動或開會後,都表示非常感謝台灣社會仍有那麼多人願意關心此案。同時,阮國同也希望台灣社會可以還他兒子一個真相及公道,至今,他仍覺得阿非並非警方所說的那麼暴力、冥頑不靈,刻意攻擊警方。另外,他也期盼員警可以真心誠意給他一個道歉。

僅違反就業服務法 無證移工等同罪犯?

針對此案是否恰當,警方的說法是,阿非偷車,並以石塊攻擊警察。莊舒晴表示,先姑且不論他到底是不是外籍勞工,警察以開九槍的方式,回應一個用石頭攻擊警察的人,很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且是執法過當。

事件發生後,TIWA蒐集了過去警察開槍的新聞,以前曾有搶匪開著警車衝撞警察,當時的警察選擇開槍射破輪胎,阻止搶匪。但為何在此案,警察並未以其他手段阻止阿非,「難道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在他的身上開九槍嗎?

談及社會大眾對此案的反應,莊舒晴認為,長期以來,台灣社會一直將逃逸外勞當作罪犯,但其實「逃跑外勞」這個詞只出現在台灣。在其他國家,若有移工離開工作場域,或違反契約,會被稱為「無證移工」。它並不是一個犯刑案的人,所謂逃跑外勞他不是罪犯。

但台灣媒體或警方,常常會以抓逃跑外勞當作績效,給予大眾「警方在抓罪犯、搶匪」的感受,因而污名化這些移工。莊舒晴強調,他們並不是犯刑案的人,大家口中的「逃跑外勞」並不是罪犯,警察不應以對待罪犯的強硬手段,追捕無證移工。

阮國非並非個案 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提及開槍的警察,莊舒晴表示,這位警察十分年輕,甚至是第一次執勤開槍,她認為社會壓力不應該歸咎於這位警察個人,而是要檢討,台灣如何看待逃跑外勞,移工的制度如何改進?

而警察的訓練是否出了問題,「為甚麼警察理所當然認為,看到一個逃跑外勞,我就非逮到他不可?」事件現場只有一個警察,加上其他民防人員,警察執勤的配置是否有問題?

政府推新南向政策 歧視東南亞從何來?

莊舒晴認為,第一,以此案為例,警察究竟將逃跑外勞視為什麼樣的存在,逃跑外勞就是危害社會治安的一群人嗎?第二,民進黨政府上台後推新南向政策,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看似建立了更多連結,政府單位不時舉辦開齋節、新住民歌唱比賽、外籍移工卡拉ok比賽,社會氛圍看似友善、尊重。

但其實,此案暴露出,大眾尊重的是這些乖巧、乾淨、有才藝才華的東南亞朋友,「但這些被掛上逃跑外勞標籤的移工,就不是我們尊重的一環,他們好像就被排除在尊重之外。」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歧視仍存在,只是以「尊重東南亞文化」的假象包裝起來。

就服法限制重重 藍領外勞求助無門

台灣的就業服務法對移工有許多限制,莊舒晴指出其中三點:

第一,就服法直接將藍領與白領移工分為兩個不同階級,藍領階級只能接受很低的勞動條件,例如,許多外籍看護工已在台灣工作十幾年以上,卻永遠被排除在可以申請取得永久居留權、歸化國籍的範圍內,「只要你是藍領,你就一輩子別想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第二,不得自由轉換僱主,此規定造成很大的問題-逃跑。藍領移工承受非常低的勞動條件,但在工作上發生問題時,卻沒有管道可以處理。即使政府鼓勵移工打電話至1955申訴,但實際上,這些電話申訴真的獲得解決的,仍少之又少。

第三,私人仲介制度。移工為何逃跑,其一是無法繼續承受剝削,第二則是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背負很大的仲介費貸款到台灣。若工作未滿三年,不僅賺不到錢,還要背負貸款回家。所以大部份移工仍希望可以好好在台工作,償還仲介費。

莊舒晴表示,「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台灣政府為甚麼將這些與外籍移工相關的事務,全部收手,丟給私人仲介市場,去玩這套遊戲。」超收仲介費的問題,每天都在發生,政府卻撒手不管。反觀國外,以韓國為例,是以政府對政府的聘雇方式,不採取私人仲介制度。

政策影響並非僅限公民 工頭表達底層聲音

8月21日,台灣移工聯盟(MENT)發起「模擬移工公投」,希望社會關注移工的權利。莊舒晴提到,希望以「公民投票」的方式,突顯這個議題。台灣有65萬移工,每天承擔許多基層工作,例如工廠、老人照護、病患照護等。他們是在台灣政策中,第一線執行勞務的人,卻無法針對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政策發言。不僅在法律層面上無法發聲,甚至台灣整體社會,對他們的國籍、階級、文化甚至工作,仍帶有偏見與歧視。

莊舒晴說,即使知道政府單位並不會承認此公投結果,它也不具法律效力,但他們仍以此方式,嘗試跨越公民與非公民的界限。同時希望帶領大眾思考,「我們一起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移工承擔許多基層工作,我們是否還要因為他們有沒有國籍,而去區分他們是否可以享有這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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